「闽南掌故」大儒担当 墨香千年——朱熹泉州雪峰寺题刻考略

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曾引用了大儒朱熹的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副楹联把古代知识分子肩负社会道义的责任，以及应具备身在书斋、心系天下的品质说得清楚明白，给人以深刻启迪。

联语化用了唐宣宗李忱的七律《百丈山》的颔联。《百丈山》全诗为：“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唐宣宗于大中年间（847—859）在位。朱熹及其门人历经三十余载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中，完全认同司马光对其作出的高度评价：“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百丈山》是李忱早年游历江西奉新县百丈山大雄峰时写的一首律诗。《庚溪诗话》说，李忱为光王时，尝游百丈山并作诗。其中“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之句，显露出李忱欲君临天下的雄心。而谙熟其事迹的朱熹巧妙地将这种雄才大略化用为儒者的责任担当。

在朱松、朱熹“二朱过化”之地的泉州，其南安杨梅山雪峰寺内，就题刻有这副楹联。

雪峰寺朱子手迹（黄志华 摄）

朱熹自画像（洪旭 摄）

朱熹书法评析及题款识读

泉州杨梅山雪峰寺朱熹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楹联，至今尚存拓品照片。如今，当人们来到雪峰寺大雄宝殿，赫然映入眼帘的那副高2.4米、宽0.32米的门柱石楹联，是1954年政府拨款重建该殿时，根据瑞梁、广义师徒重制的朱熹楹联镌刻的。

1954年镌刻于雪峰寺主殿的朱熹题刻（洪旭 摄）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刘、胡习字，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超逸绝伦，只是被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所掩。其行楷书多见于匾联题字，苍郁沉厚，丰腴健满，润逸含秀，古朴典雅，代表作如《榜书千字文》及诸名山题刻；其行草书见之于诗稿书信，行间疏朗，用笔轻松，气韵连贯，无意求工而自有法度，存世代表作如《城南唱和诗》《赐书帖》《秋深帖》等。诸帖经与此拓品逐字反复比照，初步认为是朱熹所书。

一般认为，朱熹的书法从汉魏入手，师法右军，追摹钟颜。然而，从其27岁即1156年秋同安主簿秩满候批之际所写的《家藏石刻序》，以及他70岁即1199年春在建阳考亭撰写的《榜书千字文·自跋》来看，他从小就有“嗜古之癖”，对于“或出奇诡”的“汉魏以前刻石”，就“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卷舒把玩而后为适”。他曾自谓：“窃取仓颉史籀秦汉晋唐诸前贤笔意为此（千字文）。”可见朱熹因“嗜古”，书法所涉猎，自仓颉造字以来历代碑帖，是其造诣及成就的源头活水。但他并不止于追摹古人，而力求“不与法缚”。其书端庄稳健，姿态雄浑；其笔锋古拙，脱出颜柳欧虞的拘谨，异于苏米蔡黄的飘逸。其书“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评书家谓其“字如孤松老柏，晋宋间以字名家者，未易及也”；其书因“心得所养，则发之于诗，形之于字，卓乎绝俗”，郁郁有道义之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该帖运笔迅疾，气脉畅通，收放自如，不事雕琢，极见自然之美。典雅中不失骨力，尤显苍劲老辣。

从用笔上看，转运锋藏、起落无迹。第一笔或前几笔虽是濡染淋漓，却控制着墨，而后再轻重交替运笔，一字之内血脉畅通，笔意生动。笔画多的字，上联如“清”“高”“过”，下联如“庭”“豁”“掌”，其安顿疏密有致，繁不过侈而简不至陋，在不同位置各具神态，逸趣横生，绝无积薪之状；其磔笔力沉且涩，笃实矫健，浑劲匀圆；趯笔则若棘针趸尾，婉润遒丽，存草隶之遗意。由此可窥其用笔之博采众长，老不枯，润不肥，意态潇洒，令人抚心激赏。

从结构上看，第一，左轻右重，先敛后纵。左右笔画多寡悬殊之大者，如“豁”字，左边明显压缩，放开广阔天地来表现“谷”，“谷”既书写硕美，其左撇又与“害”无缝衔接，浑然一体。其次，布局灵活，变化有方。从该楹联整体看，因各种笔画的穿插，而分割出若干个大致均匀平衡的空间，空而不虚，谐和雅致，表现一种图案味道极浓的装饰美，是书者匠心独运、妙造自然的结果。

该楹联略微放大后，右题款“晦翁书”，左题款“清水住山瑞梁洎（及）徒广义敬刻”清晰可辨。瑞梁禅师为南安洪濑镇玉枕山清水岩住持，是20世纪20年代玉枕山清水岩的重兴者。玉枕山清水岩位于晋江东畔，与雪峰寺隔江相望，两地相距七八公里。而当年师事瑞梁禅师的广义其人，于“童真离俗，学道参禅”，日后则远涉重洋，于新加坡等地普施法雨，成为饮誉中外的佛教界长老。

泉州宝觉书院肇建于宋建隆元年（960），曾为朱熹讲学处。今位于黎明大学校园内（吴拏云 摄）

宝觉书院旁有“朱文公读书处”石（吴拏云 摄）

朱熹楹联重镌时间考证

考重镌者瑞梁、广义师徒事迹，则可进一步解读题款“清水住山瑞梁洎徒广义敬刻”的意涵。在洪濑镇玉枕山清水岩，后殿大门左侧有《重建清水岩碑记》。20世纪20年代，清水住山瑞梁禅师及其弟子广义（1915—1995）刻木重制的朱子楹联，这个碑记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证据。因年久磨损，字迹漶漫，经反复辨识，全文如下：

清水古刹，邑中有名梵宇也。脉来玉枕，水绕虎溪，冈峦迥护而寺□□，□不宽而形胜，院不广而景幽，堪舆家谓为山水钟灵于斯焉。□□□□□□□邑志院肇于唐，号曰“东林”，其时推官黄滔，有“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之咏。宋庆历中僧永佐葺，明复构建，乃易今名。清则只于同治甲戌（1874）一修，迄季年栋宇飘零，佛前香火几于断熄。幸兴衰有定，存亡绝续之间，竟于民国辛酉（1921）得瑞樑（梁）禅师之主持而改筑之。瑞樑（梁）厉志建设新佛堂，筑辅室，辟草莱，莳茗种。惜乎规模粗具，遽赋（赴）西归。踵而继述者赖有广深、广善、广江诸和尚。广深青年硕学，系出望门，彻悟俗情，回头彼岸。其于擘画修治，荷担尤重。陟东皋而瞻眺，觉向之残瓦颓垣者，今乃雕甍（屋脊）绣阁矣！向之炉冷灯昏者，今乃香浓烛灿矣！历千余载之灵山胜迹，几经颓废，竟发韬光。谓非我佛之灵耶？谓非山灵之幸耶？谓非瑞樑（梁）、广深、广善、广江诸师之功耶？成有日，师以碑记请余，不文而乐为之传也。因述其略如此云。

1931年，岁次辛未小春（农历十月）之吉洪濑生员张应星撰书。（注：“□”表示原碑中残损或无法辨认的文字。）

首先需要辨明的是，碑文中“瑞樑”之“樑”是“梁”的异体字。碑记与其他资料互证，“瑞樑”即“瑞梁”。该碑记说，南安洪濑玉枕山清水岩，至清季则栋宇坍塌飘零，“香火几于断息”。存亡绝继之际，瑞梁于辛酉年即1921年主持改筑，披肝沥胆，“厉志建设新佛堂”，规模初具，却突然去世。由此可见，瑞梁禅师是一位勇于担当的中兴和尚。

据碑文对于继承瑞梁禅师未竟之志，“赖有广深、广善、广江诸和尚”的记载，则可窥知瑞梁去世后，广深诸和尚大约也用了二三年时间才完成重建工作。由此可见，重兴清水岩举事凡十年，瑞梁筚路于前之七八，广深诸和尚踵继于后之二三。

张应星于1931年撰《重建清水岩碑记》。虽然碑记没有写明瑞梁去世的时间，但据其徒弟广义14岁即转入“泉州承天寺佛学研究社”（详下铭文）。按情理推测，应是因瑞梁和尚去世，刚随侍瑞梁不久的少年广义才会离开玉枕山清水岩另投泉州承天寺。原清水岩管委会副主任、75岁的黄衍远老先生说，相传瑞梁能文能武，为重兴清水岩耗尽心力而英年早逝。根据广义13岁师事瑞梁，14岁转投泉州承天寺，那一年是1928年，由此可以推知认定：瑞梁和尚于1928年辞世。

瑞梁及广义师徒镌刻朱子楹联的时间，通过稽考广义生平则可得知。在法一禅师的帮助下，笔者于泉州开元寺读到了释道元于1997年季春撰刻的《广义法师舍利塔铭》：

广义上人，字照圆，号昙昕，一九一五年岁次乙卯六月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洪濑镇。俗姓李……年十二读“罗状元诗”及“志公禅师劝世文”，感悟尘世无常，遂萌出家之念……翌年诣本区玉枕山，依瑞梁老和尚披剃。年十四入泉州承天寺佛学研究社……深得会公器重。年十六受足戒于泉州大开元寺……迨一代高僧律宗泰斗弘公（弘一大师）器重……受聘为养正院讲师……先后任（泉州）承天寺知客，开元寺监院代理丈席，继任（厦门）南普陀监院……

铭文说广义年轻时得到弘一大师器重，可从弘一书信中得到证实。自1936年闰3月28日至1942年7月下旬（弘一大师圆寂于同年9月20日），弘一大师有《致广义法师》书信16函，其间弘一大师为广义改号昙昕，并寄予厚望。

广义12岁“茹素奉佛”，时为1926年。翌年即1927年13岁到玉枕山出家，“依瑞梁老和尚披剃”；“年十四入泉州承天寺”则为1928年。那么，广义随侍瑞梁禅师的时间则唯13—14岁之际，亦即仅在1927—1928年间。这一期间，也就是“清水住山”瑞梁携徒弟广义于驻锡雪峰寺之际，重新镌刻朱熹楹联的确切时间。

南安诗山中学内有朱子塑像（吴拏云 摄）

朱熹楹联或书于淳熙十年

雪峰寺的历史，应追溯到得唐僖宗赐号“真觉大师”的一代高僧义存（822—908）。乾隆年间的《泉州府志》记：“杨梅山距县西二十里……亦名雪峰岩，五代僧义存焚修于此，葬父母其下。后棲侯官（今福州）雪峰山，遂沿其名。”从义存“未游方时”在杨梅山修行到逐渐演变为雪峰寺初创，即自9世纪中叶到13世纪南宋理宗年间“始开创岩宇三筑”，历时达三四百年之久。朱熹之世，该寺还“未有岩宇”，仅“立石植柏”，并“塑真觉金像、置龛室，祀于保安禅刹”。这样的规模，仅为初成雪峰禅寺的雏形。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熹与陈知柔“追游莲华、九日、凉峰、凤凰、云台之间”。先从九日山、莲华峰，经凉峰、凤凰山而云台山，吊唁傅自得后，再至永春盘桓于环翠亭，经南安五台山、诗山，留题“鹏峰胜地”，再沿晋江畔而来，过湖尾渡约行三四公里，登游杨梅山雪峰岩。

淳熙十年冬，朱熹与陈知柔登游其地，地方志书还是有迹可寻。民国《南安县志》记：“雪峰寺在二十都杨梅山中……有朝天石、冼心泉诸胜。宋朱子常来游，有所食薇菜，留种不绝。”薇菜为多年生草本，嫩苗称巢芽，可作蔬菜。所谓“常来游”即说朱熹任泉州同安主簿时尝至其地。1183年冬，往游杨梅山必须由晋江东岸乘坐渡船到西畔，民国《南安县志》有确切的记载：“湖尾渡、猛虎渡、洋尾渡，俱在十九都，朱子咏二渡诗有‘路没溪边树，禅鸣竹外枝’之句。”因过其渡，留下诗咏，堪为佐证。令人费解的是，万历《泉州府志》、乾隆《泉州府志》与康熙《南安县志》，举凡朱子事迹记载尤详，如“九日山”条记朱子题刻及诗咏达六七处之多，惟独“杨梅山”条则无一语涉及朱熹。南安诗山缙绅戴凤仪（1850—1918），晚年因寄意朱子而改名希朱，于1915年受聘为《南安县志》总纂，1917年成书。其深入民间，不遗余力调查朱子事迹，虽于卷三十五《人物志·寓贤》增记朱子，但也未能辑录这副对联。治史忌孤证。由于地方志书文献无征，说此楹联是淳熙十年冬，朱陈一行同游杨梅山雪峰岩之际所书，还需要佐以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

与玉枕山清水岩隔江相望的雪峰寺背靠杨梅山。稽诸该寺《雪峰寺志正编》，令人遗憾的是，乾隆八年（1743）刊版之寺志，后来“则无一存矣”。1980年孟夏，该寺监院普明“借得原版印之残卷”“誊录备作稿本”。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誊刻稿本《雪峰寺志正编》，即为“原版印之残卷”。既为“残卷”，原所记载朱子之题联事迹失佚则是可以理解的。

朱熹初仕泉州任同安县主簿（1153—1157），他自谓“熹去温陵二十七年而复来”即淳熙十年冬之“起向泉山觅旧游”，他与陈知柔、林择之一行在泉州南安、永春等地盘桓约半个月。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到莆田吊唁陈俊卿（1113—1186）后，再至泉州拜祭李缜墓，此行时间极为短暂，无交游题刻记录。上引地方志说朱熹“常来游”杨梅山雪峰岩，指的是主簿任上与淳熙十年之重游。鉴于该联题署“晦翁书”，又据朱熹自乾道间开始著述《资治通鉴纲目》，至1183年已历时十余年，从而熟谙唐宣宗李枕生平事迹，据此认为该楹联书于淳熙十年重游之际，既有地方志记其行踪，又有可视同手迹的存世题刻作证，可备一说。

朱子文化影响“潜隐”于民间

瑞梁及其徒弟广义重镌朱子楹联题刻，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军阀割据战祸频仍之际，“孔家店被打倒”，孔子、朱熹被清算，儒学余脉“风雨飘零”。已到达生命尽头的瑞梁禅师，由于自身境界与学养情怀，以及传承文脉的文化自觉，携徒重刻朱熹这副对联，真是难能可贵，其卓识及其守护文脉之功不可没。20世纪50年代，雪峰寺重建大雄宝殿时，特地将朱熹这副对联镌刻于石门柱上。由此可以窥见，其时朱子文化之影响依然“潜隐”于民间，为有识之士所珍重。

□林振礼（作者系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