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到闽北剿匪，带翻译上山下乡，一年后竟得知翻译是土匪情报站长

1950年快过到12月一半的时候，为了保证咱们地方的土改能又快又好地搞起来，还有把闽北那些土匪武装给灭了，福建省军区就从下面选了些班长以上的干部，当然也包括个别出色的战士，一块儿组成了个厉害的剿匪土改队。

工作队里头有大队、中队、分队还有小组，他们都全副武装，跑到土匪多、老百姓工作不好做的地方去。83师的247团政治部青年处的刘纯义也被选出来，加入了打土匪、搞土改的工作队，他被分到了“松、政”大队，就是松溪和政和那一带。大队长是张福华，教导员是王玉珩。王玉珩还同时当上了松溪县中队的队长，而刘纯义呢，就成了分队长。

刘纯义的队伍里头，有两个副连级的，就是刘恒和队付，排级的有郭笃九、王成山、张保全三个人，班长有十多个，还有从福州革大来的三个学生兵，再加上四个来锻炼的战士，总共加起来二十多号人。他们这队人马，主要负责松溪渭田区的溪东、周墩、古垅这三个乡的土改任务。刘纯义和郭笃九两个人住在溪东乡。除了管好这三个乡的事儿，刘纯义还得去参加区委会，负责领导整个区的工作。

解放后，闽北那边，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就像换了副面孔，从穿皮鞋的变成了穿草鞋的土匪。这些人，就是闽北土匪的主力军。此外，还有一些大刀会、反动道会门、民团这些组织，他们整天干的就是抢劫、绑票、敲诈勒索这些坏事。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人是被骗、被忽悠，或者被逼无奈才上了山当土匪的。

根据建阳和南平两个专区1950年上半年的统计，它们下面的各县加起来有170多帮土匪。但在后来的清剿行动中，我们发现实际的土匪数量远不止这些，总共有410多帮，匪徒超过2万人。其中，最大的一帮土匪叫做“闽浙赣前线特击司令部”，头头儿是军统特务王调勋（他还有个化名，叫应志诚），还有全樟琳，他们手下有近万人。这伙土匪主要在顺昌、南平、建瓯、邵武、光泽、松溪、政和、古田、沙县、将乐、建宁、泰宁这些县，还有闽浙赣交界的大山里活动。

剿匪土改的工作队，虽说也全副武装，但他们的处境和任务跟部队大不一样了。这里的老百姓住得七零八落，观念陈旧，而且周围敌情重重，环境相当棘手。台湾当局指挥的匪徒们，搞反革命活动特别猖狂。他们不仅攻击县城、区公所、乡，杀害干部，还拦截运输线，抢夺军事物资，阻挠征粮和支援前线的工作，想推翻新建立的人民。此外，他们还四处抢劫，半路打劫，绑架勒索，抢粮食钱财，糟蹋妇女，烧房子，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

在新开发的山区干活儿，不光得跟明面上拿枪的对手干架，还得跟各种躲在暗处的敌人斗智斗勇。这活儿既光荣又难搞，还带着风险，稍不留神，可能就得“掉脑袋”。

这事儿可不是瞎说的。建瓯县的一个土改小组，晚上被大刀会的土匪给围了，好几个队员不幸遇难。还有政和县的土改队长赵子森，也被土匪给枪杀了。敌人手里还有一种特别狠的武器，就是糖衣炮弹，表面上看不出啥，其实害人不浅。那些狡猾的家伙，用钱和美女来诱惑我们的队伍，还真有人上了当。比如说刘纯义，他以前当过纵队政委，就是因为这个被调回部队接受处理了。

不论是领导还是队员，只要思想上稍有松懈，就可能犯错。因此，领导层要求所有土改队员得过三道坎，经得住三次大挑战：一是剿匪这一关，得能扛住武装斗争的压力；二是土改这一关，得能应对阶级斗争的考验；三是生活这一关，得能抵挡住诱惑，不被糖衣炮弹击倒。

闽北这块地方，就在福建、浙江和江西三个省的交界处，那里山特别高，树特别密，地形也是弯弯曲曲，挺复杂的。渭田区呢，北边挨着浙江的庆元，西边连着江山和浦城，东边又靠着政和，可以说是三省交汇的要点。这一带啊，土匪特别多，闹得挺凶。剿匪土改的工作队刚到这儿，啥都不熟悉，就像站在明处，土匪却在暗地里。咱们的一举一动，土匪们可都盯得紧紧的，咱们想找他们，难着呢，但他们对咱们可是了如指掌。

土匪白天藏在山里头，一到晚上就溜回村里头，跟工作队挤在同一个村子里头。村里开大会时，刘纯义站庙台上讲话，而那些土匪就直接跟群众面对面坐在台下。大伙儿生怕闹出啥乱子，吓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整个会场静得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刘纯义呢，他还不知道啥情况，以为自己讲得挺好，群众都听得入迷呢。

每次开会，都是刘纯义、通信员还有翻译三个人到场，土匪们也总会准时出现。白天的时候，刘纯义喜欢一个人背着枪到山埔（就是那个小村子）逛逛，结果经常和土匪们不期而遇。土匪们一瞅见刘纯义，立马就钻到草丛里头躲起来。他们心里头想对付刘纯义，可又真不敢动手。

这到底是为啥呢？根据周墩村被抓的那个土匪班长周某的说法，他们最担忧的就是枪声一响，目标就暴露了，然后就会引来咱们剿匪的大部队，特别是渭田驻的一营。第二怕的就是刘纯义的枪法太准了。他坦言：“要是子抓住你，那最后肯定得死在你的枪口下。”

刘纯义听完这些话，心里头直乐呵，心想这些土匪真是到了穷途末路，连草木都当成了敌人，胆子都吓破了。说实话，刘纯义自己的枪法可不咋地，真正打得准的是团里的参谋，还有政和队的赵子森。

土改工作队在建欧集合学习时，赵子森晚上喝了点酒，就跑到街上，用枪打商店大门上的铁钉子玩。他枪法挺好，一打一个准，以前还用那种匣子枪打断过电话线呢。不过，他这么随便开枪，违反了规定，结果被警告了一下，还关了一个晚上的禁闭。

不过这事儿也有个亮点。打那以后，土改队的队员们枪法特别准，简直是百发百中，他们能打中电线的本事在闽北的土匪圈子里被传得神乎其神，整个区域都知道了。土匪的消息还挺灵通，比老百姓还早一步得知这事儿。

但说刘纯义枪法好，土匪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这背后有原因。记得刘纯义住在周墩村那会儿，有一天，他和通信员姜鸿绪在水泵旁边和几个人闲聊，聊着聊着就提到了土改队员的枪法，说是都挺准的，都是精挑细选、考试合格的。这时，民兵范水生插话道：“刘指导员，听说你枪法了得，要不露一手，让我们刘纯义他们也见识见识？”

刘纯义二话不说，接过姜鸿绪的三八式步枪，上膛瞄准乌柏树上的一根枯枝，“砰”地一下，枯枝应声而落，周围的人都鼓掌叫好。但刘纯义挺低调，说这只是碰巧，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范水生继续道：“刘指导员，你拿着长枪都打得这么精准，那你平时用的短枪，岂不是更得心应手，打得超准咯？”刘纯义见状，便顺着话茬儿往下说，笑道：“说不定还真是这样呢。”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他以前一直用的是长枪，最近才换上了匣子枪。而且，要说到他现在背的这支匣子枪，那简直就是笑话一桩。这枪的撞针在刘纯义接手前就被磨短了，刘纯义试过好几次，根本就打不响。因为任务来得急，他还没来得及修，就直接带着来参与土改了。

那他为啥还整天带着那个没啥用的东西呢？刘纯义解释道：“那就是装腔作势，拿冷水和筷子装样子吓人罢了。”因为大家把他的枪法传得特别厉害，带上这么个摆设也多少能起点作用。土匪确实没敢动刘纯义，但等刘纯义后来了解清楚情况后，心里也开始害怕了。

不过，他最害怕的事情还不是这个，最怕的是那时候分不清敌我，错把敌人当朋友，甚至还跟敌人一起吃饭、一起住。

刘纯义刚到渭田区那会儿，因为说话跟当地人合不上拍，区委会就给他找了个翻译，叫毛子良，年纪跟他一般大。毛子良表面上在区公所干着文教助理员的活儿，背地里却是土匪的情报头头。可刘纯义哪知道这些啊，他还直接住到了毛子良村里，吃在他家，住在他家，压根儿没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全都被毛子良盯着，自己其实已经被土匪给团团围住了。

这家伙让刘纯义和通讯员住在他和老婆隔壁，还在对面房间安排了个挺漂亮的地主家姑娘。但刘纯义可没中这圈套，尽管他没察觉到对方的坏心思，还把对方和范清弟乡长都当成了贴心好友。说来也怪，那个乡长，其实也是个土匪的眼线。

这两个人没对他下手，不是因为突然心软了，而是形势对他们不利，土匪的力量已经不行了，他们不敢随便乱来，怕惹麻烦上身。不过，要是他真的被逼急了，不顾一切地反扑，那刘纯义和工作队的伙伴们，随时都可能面临被他吞掉的危险。

1951年夏天，咱们剿匪的队伍特别给力，把闽北的土匪都给收拾了。那时候，我们把土匪头子尹振生，渭田那家伙，给活捉了。还有土匪中队长张中五，也被咱们打死了。就剩下闽、浙、赣的土匪老大郭云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剩下的土匪，要么被干掉，要么就投降了，武器也都上缴了。

闽北的土地改革啊，早在1950年春天剿匪那会儿，就开始试着搞了。等镇反运动一结束，土改就大面积铺开了。随着土改一步步推进，不少混进革命队伍里想捞好处的家伙，还有那些藏得很深的坏蛋，都被揪了出来。就像那个土匪情报站的站长毛子良，还有情报员范清弟，都是老百姓给揭发出来的。转眼一年过去，刘纯义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被派到隔壁的浦城县去工作了。他一听到这消息，心里头那个惊啊，直觉得后背发凉，后怕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