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张鼎丞提出办案“四不”原则，众人不理解，毛主席：赞同

1954年夏天，一场关于司法办案原则的争论在福建省委悄然展开。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张鼎丞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引发巨大争议的办案原则——＂四不＂。这个原则包含了不轻信口供、不轻信材料、不轻信检举和不轻易拘捕。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原则会影响办案效率，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在包庇坏分子。争议越来越大，一些干部甚至认为这违背了阶级斗争的精神。就在各方争论不休之际，这个问题传到了北京。毛主席听取汇报后，出人意料地给出了支持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四不＂原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张鼎丞的法制思想形成

1898年，张鼎丞出生在福建永定一个贫苦家庭。他的法制观念萌芽，要从1916年担任上杭县励勤学堂教员说起。当时的乡村，经常有富户仗势欺人，为非作歹。张鼎丞目睹了许多冤假错案，这些案件大多源于地方豪强的口供和不实举报。

1924年，张鼎丞回乡任公学校长期间，遇到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一名贫苦学生被富户诬陷偷窃，仅凭一面之词就被当地保甲抓捕。张鼎丞四处奔走调查，发现这是一起栽赃陷害案。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仅凭口供定案的危害。

1926年永定农民运动期间，张鼎丞亲自参与了多起农民维权案件。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他坚持实地调查，不轻信任何一方的片面之词。这种做法虽然耗时较长，但避免了许多错案的发生。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张鼎丞在苏皖地区任职期间，创新性地推行了＂三查制度＂：实地查看、逐项查证、群众查访。1947年，在处理一起特务案件时，他力排众议，拒绝仅凭检举就实施拘捕。经过细致调查，最终查明被检举人实为我党地下工作者。这一案例更加坚定了他对司法程序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张鼎丞在福建主政期间，面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始终坚持依法办事。1952年，他在处理一起涉及台湾关系的案件时，提出了＂四个必须＂：必须有确凿证据、必须经过群众证实、必须经过组织讨论、必须履行法律程序。这些实践为后来＂四不＂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53年底，张鼎丞在福建省司法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总结了这些年来的司法经验。他特别强调，在处理案件时要防止＂五急＂：急于定性、急于拘押、急于结案、急于处分、急于平息。这些思想逐步完善，最终在1954年形成了著名的＂四不＂原则。

二、＂四不＂原则的提出背景

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各项制度亟待建立。1951年，全国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一些地方出现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偏激做法。在福建省，由于靠近台湾，形势更为复杂。

1952年春，福建沿海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当地某区政府接到群众检举，称有一批人与台湾特务机关有联系。区政府立即抓捕了二十多人，但经过张鼎丞带队调查发现，这些人大多是渔民，与台湾有正常的亲属往来。这件事让张鼎丞认识到，在特殊地理位置下，福建的司法工作必须更加谨慎。

1953年7月，福建省多个县区反映，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存在＂三多三少＂现象：检举多、拘押多、草率定案多；调查少、证据少、程序把关少。同年9月，永安县发生了一起错案，某生产队长被举报贪污公款，未经细查就被拘押。后来查明，这是一起因个人矛盾导致的诬告陷害。

这些案件引起了张鼎丞的高度重视。他带队在福建省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司法工作调研。调研发现，当时的办案中普遍存在重口供轻证据、重打击轻保护、重效率轻程序的问题。在闽东等地，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快捕快判＂作为政治积极性的表现。

1954年初，福建省政法系统又接连发生了几起冤假错案。其中最典型的是连江县的＂特务案＂。当地公安机关仅凭一份检举材料，就将某机关干部定性为＂特务＂并予以拘押。经省里重新侦查，发现这名干部在解放前曾因生计问题做过短期情报工作，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表现良好。这起案件暴露出当时司法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同年3月，福建省召开政法工作会议。会上，多个县区反映了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的地方存在＂先定后查＂的现象；有的案件完全依赖口供定案；有的基层干部片面追求办案数量，忽视了案件质量。这些情况让张鼎丞意识到，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办案原则。

此外，福建的区位特点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特殊挑战。由于与台湾隔海相望，很多居民都有海外关系，这使得案件的调查取证更加复杂。如何在打击敌特分子的同时，又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鼎丞在总结多年司法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不＂原则，试图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更加科学、更有保障的工作方法。

三、＂四不＂原则的具体内容与创新

张鼎丞提出的＂四不＂原则，每一条都源于具体案例的深刻教训。1954年4月，在福建省政法工作会议上，张鼎丞首次系统阐述了这四项原则的具体内容。

第一条＂不轻信口供＂源于1953年下半年福州市的一起特殊案件。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承认了所有指控，但张鼎丞要求继续深入调查。最终发现这名嫌疑人是为了保护其他人而主动揽罪。这促使张鼎丞提出，口供必须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单纯依靠口供定案极易导致错案。

＂不轻信材料＂这一原则的确立，来自漳州地区的一次教训。1954年初，当地某单位负责人被举报贪污公款，举报材料详细列举了数额和时间。然而，张鼎丞带队调查后发现，这些材料都是伪造的。由此，他强调要建立材料审查制度，重点核实材料的来源和真实性。

关于＂不轻信检举＂，张鼎丞创新性地提出了＂三查制度＂。首先查证检举人的动机，其次查证检举内容的真实性，最后查证是否存在其他佐证。1954年2月，福建省建立了检举核查制度，要求对重要检举材料必须经过至少三人的联合审查。

＂不轻易拘捕＂这一原则最具开创性。张鼎丞规定，除现行犯罪外，拘捕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和审批程序。他在福建推行＂拘捕前置审查制＂，要求办案人员在提请拘捕前必须完成初步证据收集和基本事实核实。

除了这四项基本原则，张鼎丞还建立了配套的监督机制。他在福建省率先设立了案件复核小组，由经验丰富的司法干部组成，专门负责审查重大案件的证据和程序。

张鼎丞特别强调内部监督的重要性。他在福建省各级政法机关推行＂案件讨论制度＂，要求重要案件必须经过集体讨论。1954年5月，福建省建立了首个跨部门案件审查机制，由公检法三机关派员组成联合审查组，互相监督。

在证据标准方面，张鼎丞提出了＂三个符合＂：证据之间要相互符合，证据与案情要相互符合，证据与常理要相互符合。这一标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为了确保这些原则能够真正落实，张鼎丞还推动建立了考核制度。他规定，案件质量与办案效率同等重要，将错案率纳入考核指标。同时，对于认真执行＂四不＂原则而导致案件办理周期延长的，不得简单以效率论英雄。

这些创新性举措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司法办案体系。张鼎丞将其编入《福建省政法工作手册》，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参照执行。这些规定不仅对当时的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的法制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四、＂四不＂原则引发的争议与质疑

1954年5月，＂四不＂原则在福建省开始试行后，立即引发了广泛争议。首先提出质疑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该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严格执行＂四不＂原则后，当月的破案率比上月下降了近40%。一些基层民警反映，这样做会让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紧接着，泉州地区的政法部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处理特务案件时，如果不及时采取拘捕措施，嫌疑人极可能外逃或者销毁证据。1954年6月，泉州发生了一起涉嫌特务案件的嫌疑人趁调查期间逃往台湾的事件，这更加剧了对＂四不＂原则的质疑。

福建省检察院的一些干部也表示担忧。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多案件本来就缺乏完整的书面证据，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口供和检举材料，许多案件将难以办理。1954年7月，省检察院统计显示，自＂四不＂原则实施以来，案件平均办理周期延长了一倍多。

更大的争议来自基层。闽东地区的一些县区领导表示，＂四不＂原则实际上是在给阶级敌人开脱。他们举例说，在一起征粮案件中，明明有群众检举某地主家藏粮，但按照＂不轻信检举＂的要求，需要进行大量取证工作，这让办案人员感到束手束脚。

1954年8月，福建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四不＂原则的问题。会上，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这些原则过于严格，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二是担心会影响打击敌特分子的力度；三是认为这种做法会助长犯罪分子的气焰。

一些老干部甚至搬出了延安时期的经验，认为革命年代都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现在反而把自己束缚住了。他们引用了几起在延安时期快速处理的案例，强调在特殊时期要讲究效率。

省公安厅的一位负责人提出，是否可以对＂四不＂原则做一些变通，比如在特殊案件中适当放宽标准。他以1954年上半年查获的几起特务案件为例，认为如果完全按照＂四不＂原则办案，这些案件可能都难以及时侦破。

各地还不断反映具体执行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在处理经济案件时，往往难以获得充分的物证，如果不能及时拘押嫌疑人，很多赃款赃物就无法追回。龙岩地区就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某贪污犯在初步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被释放，结果转移了全部赃款。

面对这些质疑，张鼎丞始终坚持原则。他专门组织人员对质疑案例进行重新调查，发现很多所谓的＂效率低下＂实际上都是因为前期工作不够细致造成的。他指出，真正的效率不是靠突击和冒进，而是要通过严谨的工作程序来保证。

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1954年下半年。正当各方争议不休之际，中央的态度成为了关键的转折点。

五、＂四不＂原则的实践效果与历史影响

1954年9月，中央对福建省的司法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肯定了＂四不＂原则的基本方向。这个批示成为推广＂四不＂原则的重要转折点。福建省随即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这一制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1954年10月开始，福建省政法系统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案件复查工作。通过对1953年以来的重大案件进行重新审查，发现在执行＂四不＂原则后，冤假错案明显减少。以福州市为例，1954年第四季度的错案率比上半年下降了近80%。

在实际执行中，＂四不＂原则展现出了良好的实践效果。1955年初，福建省沿海地区破获了一起重大走私案。办案人员严格遵循＂不轻信口供＂原则，通过细致的走访调查，最终查明了一个涉及多省的走私网络。这个案件的成功侦破，证明了科学的办案方法不仅不会影响效率，反而能提高办案质量。

1955年3月，福建省政法系统总结了一年来执行＂四不＂原则的经验。数据显示，全省重大案件的定案准确率提高了近30%，申诉率下降了40%以上。特别是在特务案件的处理上，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避免了多起冤假错案的发生。

＂四不＂原则的影响逐渐扩大到福建省外。1955年5月，江西省派出考察团到福建学习经验。他们在考察报告中特别提到，福建的做法为规范司法工作提供了可行的方案。随后，浙江、广东等省也相继派人前来考察。

这一原则对基层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1955年下半年，福建省在基层推行＂办案笔录制度＂，要求详细记录证据收集和审查过程。这一做法后来被多个省份采用，成为规范司法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

到1956年初，＂四不＂原则在全国政法系统引起广泛关注。当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一份通报中，将福建的经验作为典型案例推广。这份通报对规范全国检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56年4月，福建省召开政法工作现场会，系统总结了＂四不＂原则的实践经验。会议确认，自实施这一原则以来，全省没有发生重大冤假错案，司法公信力明显提升。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满意度也显著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四不＂原则对后来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刑事诉讼法时，将其中的一些基本精神写入法律条文。特别是关于证据审查和程序保障的规定，都能看到＂四不＂原则的影子。

这些实践证明，＂四不＂原则不仅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也为新中国法制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务实的道路。从最初在福建的局部试点，到逐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再到一些基本理念被写入法律，＂四不＂原则经历了一个由点到面、由实践到制度的发展过程。

1957年，福建省政法系统编写的《司法工作手册》，将＂四不＂原则确立为基本工作制度。这本手册后来成为全国政法系统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的许多内容被其他省份借鉴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