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霞浦三沙先行解放经过

1949年6月14日，三沙解放一役，是在我县地下党（城工部）组织领导下的一场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以智斗力的特殊对敌斗争。三沙先行解放，为完成霞浦全县解放打开了缺口，创造了条件。

三沙是我县沿海重要集镇，也是全省有名渔港之一。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三沙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刘成灿、县党部书记长等均系三沙人，各培植有部分地方势力，横行乡曲），经济凋蔽不振。由于遭受压迫剥削深重，各阶层中不满现状者大有人在。1948年秋，地下党员（城工部）刘宜坤同志由组织安排回到三沙，进行地下革命活动，通过竞选完成组织交给担任三沙镇长的任务，他利用这个公开身份和其他党员—起，团结社会青年（共15人，其中有镇公所职员、失学学生、商人、工人等），成立了三沙青年联谊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反蒋、反霸革命活动。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迅速南下，六月初进军福建。霞浦党组织根据浙南党委指示，在霞柘边境的上泥村召开了重要会议，决定依靠自己创造条件，先行解放三沙，打开缺口，配合解放大军完成霞浦全县的解放。

会后，城工部党员闻振昌、潘德秋二人奉霞浦组织负责人林登第、陈侃指派，于六月十二日从游击山头赶了八十里路来到三沙，通过联络员黄俊弟找到了刘宜坤同志，递交了林登第同志的亲笔信，传达了会议精神，刘宜坤当即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三沙的敌情。当时三沙镇公所的武装一个班，已为刘宜坤所控制，为解放三沙创造了一定条件，阻力主要是警察所和地主士绅势力。警察所原有一个班警察，几天来突然增加一个排，说明敌人对三沙的进步活动有所警惕，因此只有首先解决警察所，才能很妤完成三沙解放任务，闻振昌、刘宜坤、张世家等经过研究，于当晚召开党员会议（地点三沙中心小学校长薛永祯家中），商量对策。会上大家针对伪警察所有30多人枪，刘成灿等地方反动势力拥有长短枪30余支，都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情况，提出解放三沙智取，不可力敌，同时初步酝酿了“杯酒夺兵权”以解除伪警 察装的设想。紧接着又在三沙中心校召开了青年联谊社成员及其他基本群众会议，再再作充分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这种办法，但对有些具体办法作了适当的修改，如原来打算以刘宜坤母亲做寿为名在刘家备宴，考虑刘家往来客人多，容易漏风，就改以张世家过三十生日为名，借镇公所楼上设席。会上年成立了行动指挥部（设在薛永祯家，距镇公所不远），研究了整个行动的安排及人员分工。

十四日中午，伪警察所长王克裕（福州人)、巡官XXX、盐仓长张秉炎（福州人》等人接到张世家请柬后，果然不知是计，都准时前来镇公所赴席，客人一到楼上，指挥部就派城工部党员蔡世冠、温汉成等人，在镇公所内外及通往警察所、盐仓的大道上设岗哨进行戒备。另外，安排一些青年联谊社的外围人员通过平日关系要，分别把警长和部分警察拉到家中喝酒，以分散敌人力量，便于遂个解决。再说王王克裕等入席后，张世家以主人身份热情招待，陪客的刘宜坤、高忠滨、蔡振正也是从旁殷勤劝酒，后来索性“四马”、“五经魁”地猜起拳来。酒过三巡、菜过三道，客人都已全神贯注于吃喝之中，闻振昌同志见时机已到，在端菜人的掩护之下，猛地冲上楼来，一手持着手枪直指王克裕等人，大喝一声：“不动，缴枪不杀”！随着这一声喝，张世家、 刘宜坤也将手枪顶住伪所长、巡官胸胁，使他们动弹不得。接着原先安排作为端菜的杜金城、林新明等即上前去将他们佩带的两 支三号左轮枪摘下。闻振昌同志就责令王克裕下手令通知所属的警全部缴械投降。王克裕是个老伪警人员，虽然突遭袭击，但仍然十分狡猾，看我们的力量并不怎样强大，还在转着脑筋，寻求对策，企图跟我们讨价还价。为了抓紧时间不让消息走漏，影响大局，这时，预先布置下的潘德秋同志，打扮成游击队员模样，闯上楼来对着闻振昌行举手礼：“报告参谋长，我部指战员全部已到，是否立即进驻三妙?请指示！”王克裕一听，认为解放军已到，立即变了颜色，连声表示愿意亲身带领我方同志前去警察所命令所属伪警察缴枪投降。我方就把伪巡官拘留以作人质，派潘德秋、林新明、谢文斌等人押同王克裕去警察所。事先我们还派余友良等先到警所门前警戒，夺了哨兵光禹的枪。到达警察所后，所有警察除伪警长范建忠等数名被我其他同志“请“去吃酒外，都在午休。玉克裕按照我们的部置，下令让全体伪警徒手集合听训。我们的同志就冲进宿舍，将所有的步枪机柄先行脱下，然后再将枪支弹药搬回镇公所暂存，其中长短枪就有三十多支。接着我们又接管了三沙盐仓，收缴了刘成灿及其他地主士绅的枪支，这次行动前后不到三个钟头，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缴获了敌人70多支枪。接着，指挥部安排；陈琴远、薛永祯等同志上街张贴庆祝三沙解放的标语和人民解放军安民布告，向群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具体内客，对安定社会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同时还以革命组织名义通牒嵛山岛大刀会匪首，促其认清形势率部投诚，当时虽遭到拒绝。终于十月六日我们三沙政工队及武装队配合一八八团解放军用武力解放了嵛山岛，歼灭全部大刀匪，俘获大刀匪七十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

按照人民觯放军布告内容，我们对起义和投诚政警人员，实行优待政策，宣布希去留自便。凡愿意参加革命的编入游击队，派高忠滨、林桂生等同志筹款，各发给银元五元以作安家费，要求返家的亦发给五元作为路途费用。(此款以自筹为主，不足部份向地主分派)。十五日我们又动员当地群众参加革命，使游击队增至三十多人。

三沙解放的目的实现了。为了支援游击山头，配合解放霞浦县城，经党组织研究决定由张世家、高忠滨率领部分武装人员留守三沙，严密防守海口，继续收缴散在民间的枪支，确保治安，同叶积极筹集经费粮秣，以应支前需要；游击队三十多人由队长闻振昌、副队长潘德秋率领，于十四日晚开拔前往游击山头，刘宜坤、蔡世冠、温汉成等同志也参加游击队，随队上山。

队伍从三沙出发，经古桶小皓，过陇头，入东山后，发现石门坑 (即水门）驻有县保安队一个排，为免打草惊蛇，遂改道上芦阳。十五日早，了解到当地理发匠陈吓某（系陇头敦柄人）曾在“二战”时期当过游击队员，对石门坑情况熟悉，即请其前往石门坑向伪保安队递送劝降书，在这同时我们也向石门坑挺进，占领了牛埕岔山。敌人接信后拒不投降，并出动武力朝我方开枪，我们亦立即反击，战斗延续两个小时，逼其退到城关。此时，有一群众前来报告，解放大军已于十四日到达峡门一带，我们遂主动撤出火线，转道向渡头村，计划渡过七都港与解放军会合。到达田古后时，因港内渡船均被当地地主拉靠对岸，无法前进，遂派温汉成同志下水潜游至对岸拉回渡船。全队完成过渡后，当晚暂在渡头村宫庙过夜。

六月十六日早晨，解放军六十三师一八九团先遣侦察队到达渡头，送来浙南党委给我县党组织的指示信件。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表示即将倩件转交林登第、陈侃同志，同时也跟他们商定解放军到凤平乡会师解放霞浦。当天，东乡地下党组织派陈茂卿同志送猪肉数十斤前来慰劳，并取得联系。

与解放军联系后，我们一面派潘德秋等同志越杨家溪、武平、承天，赶赴山头，向林登第、陈侃等领导同志递交浙南党委的重要信件，汇报三沙解放详情及与解放军取得联系的具体情况，一面做好准备，于当夜三更做饭，四更离开渡头村，十七日早晨到达凤平乡，按时实现三军大会师（我队到达凤平乡后，闻振昌又派温汉成、郑周球等同志绕道芦阳村缴来伪乡长的驳克枪二支）。6月17日下午，由六十三师一八九团胡团长统一指挥直捣霞浦县城，沿途受到群众锣鼓鞭炮的夹道欢迎。在这之前，伪县长徐尧炤等人已向南乡沿海逃窜，霞浦县城宣吿解放。

解放后第三天，县人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宣吿成立，林登第同志任主任委员，刘宜坤也当选为委员兼司法行政局局委，三沙镇则成立了政治武装工作队，镇公所（队长张世家、镇长高忠滨），下设武装一个排。在县筹委会领导下，共同经受了103天的严酷考验，为保卫巩固新生政权、支援前线作出了贡献。

1949年10月3日霞浦县人民政府成立，由于解放初期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和城工部错案的影响，联谊社不幸被错定为“特务组织”，先逮捕了刘宜坤、蔡振正，而后其余成员，共十一名，于1951年1—2月间先后全部逮捕或拘留，曾与联谊社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谢文斌、林新明二人，也作为同案处理。

由于联谊社被错定为“特务组织”，三沙镇公所的起义，被错定为“假起义”，涉及人员包括联谊社成员、起义人员、游击队员、留守人员，共达六十五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霞浦县委为进一步“拔乱反正”和“公公正正地解决地下党问题”，于1982年春成立了地下党问题办公室。地党办人员在调查摸底中，发现了联谊社的有关线索，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同年八、九月，县委召开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会议也要求县委组织力量，对联谊社问题进行调查落实。于是，县委决定以地党办为主，抽调法院、公安干部参加，于1982年9月23日成立“三沙青年联谊社问题专案组”，对其进行全面复查。经过半年时间，终把全案澄清。

经专案组将上述情况向县委常委汇报后，又根据常委研究意见，由地党办负责人专程赴地区向中共宁德地委领导作了详尽汇报。大家一致认定联谊社问题为“一大错案”，同时对善后工作作了指示。之后，地委正式发文批准，认定：三沙青年联谊社为“党的外围组织”。所有被错杀、错关、错管人员，凡与联谊社活动有直接关系者，一律由有关部门正式发文予以平反昭雪纠正，按错案给予退还被没收财产、并给抚恤和定期补助等经济补偿。全案共撤销原判、改判无罪12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1人，撤销管制、平反纠正2人。其中有4人被承认或恢复中共党籍，有3人被承认公职。有9人被认定为党的基本群众，有2人被认定为游击队员。错案涉及人员及其亲属，有关单位也都根据平反文件予以落实纠正。1984年，县委和政府邀请原城工部霞浦组织负责人于三沙镇召开会议，当众宣读有关文件，为联谊社及其成员公开恢复名誉。

（本篇记载来自霞浦文史资料）

来源：霞浦县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