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文化与闽商义利观

闽商是对从事商品生产贸易等活动的福建籍海内外商人的统称，他们以崇尚“敢拼会赢”和重商冒险意识而为世人所熟知。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儒家文化对闽商文化的影响，以及儒家文化对闽商的精神文化特点和创业模式等做了深刻分析，产生了诸多的成果，并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党中央大力倡导利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推动实现“中国梦”的今天，遵循儒家传统文化的闽商群体倍受关注。

黄子鸿认为，福建地区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闽商在儒家经营理念指导下经商、管理以及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是怀抱儒家价值的商人或企业家，可称为“儒商”。[1]廖新平指出，闽文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主体文化的本质，但其涉海性特征是闽商文化的一大特色。闽文化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海洋文明, 对福建经济发展模式和闽商的创业特色都具有深刻的影响。[2]徐晓望提出，福建负山面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发展商业。自古以来，闽中儒者大多重视商业，儒者经商将儒家的道德观带入商界进入商业，故传统闽商展现出重信义、乐善好施的特点。儒商并重是福建商人一贯的文化传统。[3]相关论者或从地域历史或从经商理念或从文化传承等角度进行论证，甚少涉及儒家文化的中心思想仁、孝、忠等思想对闽商行为及闽商文化的影响。本文拟通过论述儒学在福建的发展和繁荣、儒学对闽商经营模式和手段的影响、闽商文化注重“仁治”、儒学孝道观在闽商中的传承以及儒家提倡的贞洁观对闽商妇的影响，探析儒学如何影响闽商及闽商文化，以期对闽商文化有一个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福建普通山区人家，许多无缘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依靠爱拼才会赢的精神，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一、儒学在福建的发展和繁荣

长期以来,福建地处边陲，远离中原主流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在中原士大夫的眼里，福建可谓蛮荒之地，蛮夷之族。但唐宋以来福建经历了“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从远儒到崇儒”[4]的发展历程，为儒学在福建的后来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南宋闽学形成以来，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儒学在福建的发展由此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西晋末年以来出现的北民南迁的移民浪潮，给福建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的同时也带来儒家文化，并逐渐在此扩散、发展起来。唐代，闽越区域已经深受中原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在此的发展水平虽不能够与北方同日而语，但也影响深远。作为宋明理学的创始者，程颢、程颐代表了两宋理学的主流。二程门下，有弟子杨时、游定夫(游酢)，皆为福建人。由程颢、程颐到杨时、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这是宋代儒学中程朱理学一系在福建发展的基本脉络，闽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被定位。特别是杨时和游酢师从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多年，当他们学业有成返乡之时，程颐自豪地说“吾道南传矣!”至此，儒学的发展在整个中国哲学史来说是一个高峰，儒学在福建的发展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随着程、朱理学在福建的崛起，福建诵经之声不绝，崇儒之风日盛。生于斯，长于斯的闽商受其影响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商贾从小就在儒学熏陶下经商贸易，儒家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到商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养成“贾而好儒”的风气。

闽商好儒首先体现在对教育的支持。福建书院教育发展起点比较晚，但到宋代时就达到繁荣昌盛的地步，据现有资料统计，宋时福建至少有120所书院，而在这些书院里主要是宣讲朱熹所创的程朱理学，并且代代相传，影响地区极为广泛，并培养出了大批的知识分子。据资料统计，两宋以来闽籍“登科入第者尤多”，两宋319年间共举行了118次进士考试，录取了进士3万多人，其中福建7千多人，占总数的四分之一 。[5]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儒学在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李氏大宗祠坐落于龙岩上杭稔田镇官田村，始建于1836年。

两宋之际，在一大批闽商的苦心经营下，带动了福建地区商业的繁荣兴旺，也进一步促进了福建文教的繁荣昌盛。两宋时期，福建的雕版印刷术就已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像建阳麻沙书坊在当时名扬海内，与当时杭州、四川的书坊并称全国三大刻书坊，刻本之多，为全国之最。明清时期，闽商商帮位列全国十大商帮第四位，有着“天涯何处不闽商”之称。 雕版印刷技术在福建的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也深刻影响了闽商的群体文化特点。

受儒学影响的闽商，致富后几乎都大力的鼓励教育，很多人都乐意把资产投入家乡的教育，如此循环就有更多的族群弟子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闽西商人就常常将辛苦得来的商业利润投入到文教事业中。如永定商人吴来瞻:

“湖雷人，例贡，少孤，行贾致富，乐善好施。曾捐田五十桶为风山书院膏火，又创分中文会，本族家课，就修桥砌路赈贷等事皆不惜费……晚年于本乡铜鼓山筑高岗书院三十余间，馆旁石壁峭耸处筑魁星阁，购书万卷，岁延名师以课孙曾子”。[6]

正是这样的互相促进和良性循环，使得儒学在福建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闽商经营理念、社会生活等各方面。

二、儒学对闽商经营模式的影响

在儒学的影响之下，明清之际越来越多的“儒贾”渗入闽商之中，儒学对闽商的影响也随即一步步由思想延伸到了经营手段之上，集中体现在他们在经商的过程中，始终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学观念所提倡的义利观，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欺”等传统的儒学经典义理。

宁德古街，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交错的痕迹

明清时期，伴随着东南沿海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士商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对商贾的看法。因此“弃儒从贾”的思想进入社会，越来越多的传统士大夫阶层进入了商界，这也是“儒商”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明清时代的闽南地区，社会思潮发展变化莫测，当时已经产生了重商意识。相对于中原传统农耕文化而言，福建地方文化则是一种相对独立和以海洋文化为特征的海洋文化模式。因为福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环境告示福建人的出路只能是迁徙别处、读书和经商三条路。所以，哪里好谋生，哪里就有福建人。特殊的地理坏境和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海洋文明对福建经济发展模式和闽商的创业特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福建人重商、经商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人多地少等自然因素外， 还与历代闽商的独特地位有关。自秦汉以来，统治阶级则视务农为本，几千年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被排在社会的最底层，不但要遭受社会的歧视和苛捐杂税，商贾后代还不许参加科举考试， 一旦从商则不得仕宦为官，故许多人视经商为末途。

而福建地处偏远，受中原重农抑商的氛围影响小，商人的地位较中原高。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也不鄙视商贾之人，整个社会思潮也表现得对商人很宽容。士大夫认为，商人携带巨资，经历生死，遭受种种磨难，而收获成果，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在道光版《晋江县志》更是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7]

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闽南儒生弃文从商之例就更是不泛少数了，如晋江人杨宗叙、黄继宗、张志立、杨乔等，这些人都曾是辍儒从商之贾。《泉州府志》也曾记载了安平人陈洁“家贫弃儒就贾”的事例。从上面举例不难看出儒文化的变化，也是逐渐适应了同时期闽商自身商业发展的要求，形成新的儒学义利观，进而显著地影响当时的闽商。同时，这一时期的闽商也以尚贾尚贸闻名于世，绍兴时，泉州海商客资产达到“二万万”;南宋泉州回族商人佛连更是拥有商船80艘。[8]宋元福建商人已经走出福建大地，远赴国内各地贸易。至明清时，福建商人因为其资本雄厚，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称著于世，当代学者称之为“福建商帮”，并形成了自己区别于别的商帮的群体特点，那就是在海洋文化影响下坚守儒家传统观念。具体在商业活动中表现为坚持儒家学说所提倡的才义观价值观，如经商要“财自道生，利缘义取”，认为这样才是长久经商之道，并逐渐形成了以“诚”、“信”、“义”、“仁”等标准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商业道德标准。像泉南人一直都是以注重商业信誉、守条约、不失而远近闻名的。正如高丽郑麟趾《高丽史》载:“泉州商人讲仁与信。”在儒家传统理念的支持下，福建商业活动发展迅速，宋元时期的泉州出现了商业的高度繁荣，有着“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的美誉。而漳州的月港，在当时更被称为“小苏杭”，四方来舶络绎不绝。这也是闽商身上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的儒家文化而散发出来的魅力，对当时的商业贸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除此之外，在他们经商之道中体现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他们虽然就贾，但也会遵循儒家的道德训诫，如坚守虽商人的目的是获利，“但能礼仪自将，不愧儒术”，“虽为贾者，咸近士风”。[9]经商中他们“动必以义，不敬然诺;顾事精审，纤悉毕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形成自己特有的“贾德”。[10]这突出的表现在中国当时商船上的气氛就比欧洲商船和谐多了，在闽商的商船上水手们的地位也比较高，人事关系也比较协调，不会像欧洲商船那样全受等级制度所支配，只有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剥削关系。而中国的舵水人之间更是以“兄弟”相称， 共赴生死，同享荣华，这也就是儒家所提出的“睦姻任恤”等思想的集中表现。

三、儒家“仁治”思想在闽商活动中的表现

儒学的“仁治”理念也在闽商经商活动中也有所表现，特别是在闽商发达后对同乡的慷慨和对故乡的回馈。

闽商他们深知“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因此福建从商者多以血缘为核心,以家族为凝聚力,采用家庭式经营模式较为普遍。[11]根据资料显示，自古以来，福建商人就有家族或氏族经商的传统。根据陈支平教授的研究，石狮许氏家族不少子弟经商是因为子从父业，代系沿革，形成风尚。而在商业更加发达的晋江一带，家庭式经营更加普遍，许多村子经常是全村经营，所携带之人也主要是乡族父老。这种家族式经商可以使其得到乡族势力的保护与支持，也可以更好的搞好管理并限制商业机密的泄露等。而且在经商过程中“上下戮力，咸得其任”，不必互相猜疑，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

除此之外，他们也在各地成立会馆，帮助和照顾自己的同乡，从而团结大家的力量，加强竞争力。如当时在国内的浙江乍浦的南门外，闽人就建有“三山会馆”。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福州商人在乍浦南门外建立了“蒲阳会馆”。乾隆十三年(1748年)，兴化商人建有“鄞县会馆”。在海外，康熙年间越南就有了“闽会馆”。嘉庆年间，福建商人也在日本建立了“八闽会馆”等。[12] 商会会馆的建立对于闽商之间促进交流、互通信息、制定商规和洽谈生意等意义重大，加强了他们的竞争实力，提升了他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和回报桑梓的意愿。

上杭县望江楼：毛泽东和朱德的故居

在儒学熏陶和故乡商会会馆等引导下，再加上家族式的经营模式，所以闽商致富后都能尽力做到和睦乡里，贡献于家族。他们勤于回馈故里、促进社会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兴修寺观、庙宇、祠堂等，所以闽南素有“寺观之盛甲于七闽”的美称;慷慨好施，扶危济贫;兴修水利设施，兴建桥梁，道路，立义仓，建书院 ;力求“为善里中”“泽及三乡”等，都为带动沿海社会面貌的改变起着突出作用。如有清一代名臣、安溪湖头的李光地，在他的家族中那些没有走读书入仕途而是在经商中发达起来的族人，他们会把建设乡里和帮助族人当做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 通常在经商发达之后就广修家乡的公共设施、兴资办学。这些渐渐地也成为了闽商的一种传统，代代相传。他们把这一切既看作一种义举，也作一种天职。特别是兴资办学的传统，在今天的闽商身上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事例更是举不胜举，如陈嘉庚先生对故乡的义举和胡文虎回报祖国的善行，可谓是家喻户晓。

闽商承继着这样的优良传统正是千万年来受儒学所提倡的“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影响的最佳体现。

四、儒学孝道丧葬观在闽商中的传承

儒学所提倡的尊祖敬宗，重视血脉传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在闽商身上集中体现这一原则的是在“孝道”的传承方面，一个“孝”字贯穿于闽商的祖祖辈辈之中，俯拾即是。

福建闽商众多，他们大多由于经商的缘故，不能长期居住在家乡，很多人更是长期侨居于海外。但由于从小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不管身在何方，却在嫁娶等方面一直保持着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他们在选择结婚对象时，通常以家乡女子或者华侨女子为主，无不以乡土观念为原则。而婚后妻子也心甘情愿留在家乡，抚养子女。至于婚礼更是传承着中国传统的旧俗甚至花上巨款，举行双重婚礼，这正是以发家致富、光宗耀祖的愿望所驱使。而对于后代人，他们的子女结婚也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的影响，传承着这种传统的方式，结婚对象自然也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观念为支配。婚礼的形式也采用父母乐意的传统仪式。故即使身居海外的闽商们也能把中国传统儒家所提倡的“孝”的理念代代相传下去。

望江楼下阳明门

而与之相同的是，“孝”的理念在丧葬行式和过程中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南安县志》记载，出门在外的游子们会“万里旋车为亡亲作功果，请公悼而后心安，以为非此不足以报亲恩”。 而且这种习惯代代相传，永远都不会改变。然而有的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认为如果祭祀时设“浮屠”似有违儒学之道，但又不能昌大不孝，不祭拜先祖，因此就出现了“昔陈北溪居亲丧制冥室，用楮帛致供奉俱从俗义，惟不用浮屠特设孔子坛，每日具祭文颂功德三奠献，然后祭告孔子为亡亲作主盖重。”这样的事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违背儒学经典，“素王之祭礼而不屑为梵王之谶经者也，遗规具在吾儒遵，而行之则抒孝心，亦不背圣教庶有权不失正之妙用乎。”[13]

因此，可以看出，当时儒学所提倡的“孝”道在闽商中的影响之大。而且它的内涵更是超过了佛教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地位。

五、儒家贞洁观影响下的闽商妇女

虽然儒家文化对闽商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但也有其消极的一方面，而且很多还遗留到至今。如儒学文化所提倡的“三从四德”的贞洁观在当时的闽商妇中表现尤其突出。

儒家文化为闽商经商注入了良好的氛围，但它对闽商文化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儒教为封建专制统制阶级维护统治所用，它所提倡的思想大多数都是为了加强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维护封建统治。特别是宋元理学发展以来对女子提出要求“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影响更是深远。

闽商绝大部分是长年外出经商的，并且不少远涉重洋，作为他们的妻子便要常常在家独守空房。常言道，能上山莫下海，常年在大海奔波讨生活，时常会有不测危险发生，所以男人对留守在家乡的妻子，更注重他们的坚贞坚守，以减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但有的商人因为长年居住在外，所以会在居住地再另娶一房，因此回家的时间就更是少了，家中的妻子只成了侍奉父母的工具。再加上闽商们常年在外闯荡，所以对于婚事，多是由家乡亲属为其物色对象，他们则抽空回乡举行婚礼，之后又只身返回海外，留下新妇，彼此之间感情基础并不深厚。这导致有的婚姻先由家乡亲人物色好后，订下了日期但由于商人临时有事又赶不回去，新妇便只能与“小叔”拜天地，有时没有“小叔”则用公鸡代替行礼，所以“公鸡婚”习俗在当时的闽南也是很常见的。更有甚者是指腹为婚或招“童养媳”等待来日办婚事，而有的过门之后就一生也没见过丈夫，还要为其守洁到死，这对青春女子来说是最残酷的。[14]

张燮在《漳州府志》里面就记载了明代的漳州相关风俗：“若夫寻常闺塌之内，差敦四维。妇人非老大，足迹不迂国，而贞女烈姬，在有黄鹄之韵焉。” [15]傅衣凌先生也指出，福建闽南地区特别是泉州一带的贞节牌坊之多，为各地之冠。《安海志》记载的四十五节烈中，不少为海商的家属。从维护商业地区发展和社会家庭稳定的角度来说，这是儒学影响下的必要措施，但它的背后却是无数女子的血泪史!

总 结

闽商文化是中原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长期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具有多元互补蕴蓄、独特地域内涵的文化。在多元文化里，儒学在闽商文化中的位置是最显著的，占据支配地位，起作最核心的主导作用。

闽商把儒学中的“儒德”和“儒贾”运用于经商活动，这是他们成功的一大因素，同样，这也是闽商成为近代商界的中流砥柱的原因之一。在儒学传统、福建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影响之下，才形成了今天“爱国爱乡、海纳百川、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华传统文明的引导下，新闽商应积极借鉴闽商文化中的积极养分，努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才能续写闽商文化新的篇章。